【人物專訪】黃惠康：50年來，中國主張深刻影響世界

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之際，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中國外交部國際法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惠康接受羊城晚報專訪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向逐步形成為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方向發展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董柳

五十年國際風云，半世紀中國身影。10月25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日。五十年來，中國在聯合國的舞臺上給世界帶來了哪些改變？當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聯合國面臨的挑戰有哪些，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是什么？

日前，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中國外交部國際法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惠康接受羊城晚報專訪。黃惠康從事外交工作30余年，曾任中國駐馬來西亞特命全權大使、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外交部法律顧問、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等職，曾多次作為中國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憲章特委會、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等聯合國機構的屆會及聯合國主持下的多邊條約談判。

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

羊城晚報：您怎樣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歷史意義？

黃惠康：中國合法席位的恢復是聯合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對世界格局演變影響巨大。從這天開始，中國以嶄新的姿態開始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外交工作。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為全球治理和國際法治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影響深遠。

進而言之，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是新中國外交的一個里程碑。它確立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宣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遏制、孤立和封鎖政策的徹底失敗，顯示了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戰勝強權政治和霸權行徑的勝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東方大國以嶄新的姿態走進了聯合國舞臺的中央，使聯合國更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而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有了自己可以仰仗的正義力量。

它還開啟了中國與世界關系新的歷史篇章，聯合國成為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中國對外交往由此進入全面參與的新階段。

羊城晚報：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對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作出了哪些貢獻？

黃惠康：這是中國對人類進步事業所作最重要的貢獻之一。聯合國的首要宗旨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中國外交一向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與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高度契合。在長期實踐中，中國提出并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確立并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做出了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的莊嚴承諾，強調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通過爭取國際和平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堅持妥善處理同有關國家的分歧和摩擦，在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努力維護周邊睦鄰友好關系和地區和平穩定大局；中國堅持在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堅持勸和促談，為通過對話談判妥善處理有關問題做出不懈努力。

在國際關系中，中國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共同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強調要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在實踐中，中國竭力加強國際互信與安全合作。迄今，中國參加了30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向蘇丹、黎巴嫩、柬埔寨、利比亞等國家和地區派出維和人員（軍事人員、警察和民事官員）5萬余人次，21位中國軍人和警察犧牲在維和一線。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維和出兵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目前，仍有2000多名中國維和人員在8個任務區執行維和任務。中國還積極參與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在聯合國、國際刑警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和地區組織框架下加強合作，打擊一切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犯罪和毒品犯罪。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為國際社會發展提供新動力

羊城晚報：這50年來，中國在聯合國舞臺上的外交理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黃惠康：從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到推動達成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從全面依法治國到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再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與時俱進提出和踐行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和全球治理方案。

1974年，鄧小平同志在第六屆特別聯大上強調，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都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之后，鄧小平更是明確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準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

時光衍進，莊嚴的聯合國講臺，一次又一次見證著中國在國際社會倡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不懈努力。2000年，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江澤民重申，只有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嚴格遵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世界各國才能真正和睦相處。2009年，胡錦濤在聯合國提出“四用主張”，即：用更廣闊的視野審視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用更全面的觀點看待發展，促進共同繁榮；用更開放的態度開展合作，推動互利共贏；用更寬廣的胸襟相互包容，實現和諧共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血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更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新時代的延續和創造性發展。在2015年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峰會和2020年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峰會等一系列重要場合中，面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習近平站在歷史高度，把握時代脈搏，面向人類未來，明確給出了中國方案，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羊城晚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社會產生了哪些影響？

黃惠康：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展現出中國領導人面向未來的長遠眼光、博大胸襟和歷史擔當，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面旗幟。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為人類社會向何處去提出了新的價值追求和前進方向，即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五大方面入手，通過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和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包容開放、清潔美麗的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大小戰爭劫難，人類共同的迫切愿望是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然而，這一任務遠未完成，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助于上述目標的實現。

與此同時，在國際層面，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越來越多的出現在一些重要的雙邊政治宣言（如2018年6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青島宣言》、2018年9月中非合作論壇《關于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北京宣言》）以及聯合國決議中，正在向逐步形成為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方向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為國際法發展提供了新動力。當下，各國在深海、極地、外空和網絡等有形或無形“新疆域”的活動，急需國際法的規范。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秉持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將為破解國際立法難題注入新動能，為推動全球治理提供可行方案。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國際社會也將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通過規則、制度，為實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共同愿景提供有力支撐。

帶頭做國際法治維護者

中國已締結2.5萬項雙邊條約

羊城晚報：這50年來，中國在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方面作出了哪些貢獻？

黃惠康：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國際法和國際法治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新中國誕生至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的22年間，由于東西方冷戰，中國長期受到西方的敵視、孤立、制裁和打壓，被阻隔在國際治理和國際法體系之外。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中國逐步融入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法律體系，并開始全方位參與多邊國際規則制定，堅定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直至登高引領全球治理變革。

重返之初（1971-1981年），中國政府加入了一大批在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締結的重要“造法性”多邊條約，總數超過了100個，是恢復席位前22年加入多邊條約總數的近15倍，大大促進了這些多邊條約的全球普遍適用和國際關系法治化進程。

上世紀80年代起，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升，多邊法律外交也由此進入了全方位深度參與的新時期。迄今，中國參加了幾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間國際組織，締結了25000多項雙邊條約，加入了617項多邊公約（含公約修正案），在國際法治領域的話語權、影響力和貢獻顯著增強。

一個鮮明的對比是，美國迄今未批準或簽署、批準后又退出的重要造法性國際公約數以十計，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巴塞爾公約》《京都議定書》《武器貿易條約》《巴黎協定》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重要人權公約。而被美方不時指責為“無視”國際法的中國，卻批準或加入并認真履行了所有上述公約。

推動國際秩序由“變”到“治”，唯一有效路徑是走國際法治之路。為此，中國強調要建設一個各國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的法治世界。各國關系和利益只能以制度和規則加以協調，不能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各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義務。大國應該帶頭做國際法治的倡導者和維護者，重信守諾，不搞例外主義，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國正當權益、破壞國際和平穩定。

針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

中國持積極贊成謹慎穩步推進態度

羊城晚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改革話題引起了許多討論和爭議，中國的立場是什么？

黃惠康：聯合國安理會是聯合國集體安全體制的核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基石。聯合國會員國依聯合國憲章把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授予安理會，并同意安理會于履行此項責任下的職務時，即系代表各會員國。中國堅定地支持集體安全的理念，支持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的有效運作。

“大國一致”原則從一開始就被設想為聯合國建立和有效運作的基礎。憲章在聯合國的組織結構、安理會的組織、職權、表決程序、過渡安全辦法以及憲章的批準、修正等問題上，使“大國一致”原則具體化和法律化，其中包括：安理會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負有主要責任；中法蘇英美“五大國”在安理會擁有常任席位，并在非程序性事項上享有“否決權”；憲章的批準和修訂，必須經各常任理事國的同意。正如時任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所指出的，聯合國組織基本的和原則的要素就是“否決權”。拒絕“大國一致”的原則實際上等于取消聯合國機構，因為這一原則乃是聯合國的基礎。

從1995年開始，安理會改革成為熱議話題。但對于如何改革，爭議很大，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具體問題, 即安理會的擴大和“否決權”的廢存或限用問題。目前，急于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幾個國家結盟，打算以抱團的方式闖關，但遭遇不小阻力, 它們提出的方案并未得到聯合國廣大成員國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是安理會改革討論最熱烈的一年。時任秘書長安南提出了兩個方案，旨在增加沒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或可以連選連任的非常任理事國數量。但終因分歧太大，未能達成協議。

安理會改革關系到大國的重新定位和國際格局的調整，重要而復雜。中國對安理會改革持積極贊成和謹慎穩步推進的態度。首先，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聯合國會員國的不斷增加，廣大會員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求擴大安理會的呼聲逐年增高，中國贊成在適當時候適當擴大安理會的組成。其次，擴大安理會組成應遵循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充分顧及地域公平分配原則，使安理會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更加民主、公正、合理、有效地處理重大國際問題。再次，擴大安理會組成應綜合、全面地考慮，確保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平衡及各地區之間的平衡。最后，安理會改革應著眼于加強而不影響聯合國現有的、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機制。中國不贊成增加新的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主張和立場在聯合國得到了廣泛支持，為安理會的改革提供了方向。

關于憲章賦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中方認為，“否決權”的產生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現在依然是聯合國生存的基礎和支柱，是大國矛盾的緩沖器。沒有“否決權”就不會有聯合國，因此“否決權”不能取消，但可加以適當限制，以減少其消極作用。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改革進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聯合國憲章的任何修改都擁有法律上的最終批準權。因此，缺乏中國支持的任何改革方案都不可能獲得通過。

應對當前面臨的國際挑戰

中國方案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

羊城晚報：中國在聯合國舞臺上發揮大國擔當作用過程中，有沒有自己的親疏喜好？

黃惠康：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聯合國舞臺上，始終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堅持正確義利觀，在國際關系中奉行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一員的國際關系民主化原則，按照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行事，并不像某些大國，有基于意識形態和同盟關系而起的特殊親疏喜好。如果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以公平正義為導向的行為準則。

中國始終堅信，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態勢不會改變，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沒有過時，單邊霸凌主義逆世界潮流而動不可能成功。任何國家自恃強大、迷信武力、謀求霸權、推行擴張政策，注定要失敗。制造借口侵犯他國主權、干涉他國內政，終將自食其果。不顧當代世界豐富多彩的客觀實際，企圖把自己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強加于人，動輒以孤立、制裁相威脅，這種霸道行為只能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憑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他國貧困落后的基礎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圖包攬世界事務，主宰別國人民命運的做法，越來越行不通了。

中國不僅是這么說的，更是這樣做的。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共15次行使憲章賦予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比如在敘利亞問題上，中國先后7次在安理會相關決議草案的投票中動用“否決權”，以避免美西方粗暴干涉他國內政導致的伊拉克、利比亞式悲劇重演。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中堅守公平正義，首先要維護國家主權平等原則。這是國際關系最重要的準則，也是全球治理必須遵循的首要原則。其次要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變革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使聯合國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利益和意愿。為此，要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最后，還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堅持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

羊城晚報：當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聯合國面臨的挑戰有哪些？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是什么？

黃惠康：76年前，為避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我們的先輩以遠見卓識，開啟了以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基石的多邊主義合作新時代。76年來，聯合國經受了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為促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在創立76年之際，聯合國乃至整個多邊主義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網絡安全、氣候變化、重大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全球治理“赤字”加劇，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日益增多。當下正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向人類敲響了警鐘。大變局呼喚繼承和弘揚聯合國創始者們的初衷，加強多邊主義，共創美好未來。另一方面，昔日全球化的主要領軍國家喪失了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動力，民粹主義思潮暗流涌動，片面追求國家利益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肆意橫行，強權即公理的霸凌主義“政治病毒”快速蔓延擴散。這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其影響是破壞性的和全方位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冷戰后形成的以相對穩定的美俄、美中和美歐雙邊關系和美中俄、美俄歐三邊關系為機軸的大國協作關系陷入困局，大國關系中的合作面明顯下降，競爭面明顯上升。世界被美國拖入“新冷戰”的風險在加劇。二是，以世貿組織規則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遭受重創，嚴重影響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給全球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三是，以美俄核裁軍條約為基礎的國際軍控體系遭受重創，嚴重影響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加劇緊張和不信任，引發新一輪核軍備競賽的危險大大增加，世界將因此變得更加不安全和不穩定。四是，以聯合國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制受到新的嚴重沖擊。安理會再次成為大國外交博弈的主戰場，“否決權”被頻頻使用，嚴重影響安理會履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職責。五是，以世衛組織為中心的國際公共衛生危機應對機制面臨嚴峻挑戰，嚴重影響全球應對新冠疫情的努力，美國人民也深受其害。

亂而思治，危而望安。大變局之下，各國都在探索世界未來發展方向，中國的方案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將繼續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制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積極倡導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堅定反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努力推動國際法的平等統一適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法治的踐行者，和世界各國一道，為促進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不懈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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