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退卡退費會對樂刻健身店長的薪資產生影響。”北京商報記者在北京樂刻加盟商李女士處了解到,樂刻店里一般只有一個店長,店長負責會員增長、店面打理等工作事宜。加盟商可以選擇店長,店長的工資由底薪+提成組成,提成包括業績的完成情況和會員卡的收入,退卡退費會對店長的薪資產生影響。
據三體云動數據中心統計,2020年受疫情影響,主流城市健身俱樂部月均收入僅43.5萬元,較2019年下滑18.8%。從營業時間來看,2020年比2019年整體少了2-3個月的營業時間。2020年主流城市健身工作室單店月均收入9.63萬元,整體下滑13.3%。目前北京地區健身房退卡退費問題情況復雜,存在部分健身房不退費的情況。
2019年底,北京市便出臺了《關于加強預付式消費市場管理的意見(征求意見稿)》,規定“原則上不應發售有效期超過3個月、面額(預付額)超過3000元的預付健身產品”。顯然,各方對體育健身行業方面的監管力度依舊在不斷加大。
王江波稱,格式條款的擴張濫用,不僅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也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經營者利用格式條款使自己處于無論其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約定,其均可獲得全部報酬的有利地位。消費過程中形成的格式合同關系,往往限制了消費者的權利、排除了經營者的責任、加劇了雙方不對等的利益關系。
“體育行業需要用產業的思維而不是企業的思維經營。” 北京體育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耿志偉稱,目前體育行業在服務上存在同質化的問題,不同的消費者實際的需求是不一樣的。產品的服務需要多樣化,除了健身場景,還需要培訓服務、指導服務和飲食規劃等。耿志偉舉例稱,比如健身房除了健身的場館服務外,需要增加一些其他資源上的種類。有時候,體育行業需要和其他的企業合作來完成整個項目,從而吸引更多的人群來參與。
(北京商報記者 趙述評實習記者 劉俊群/文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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