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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梨與棗》這個書名，我們感到新奇。葛亮說：“古人出書，謂付之梨棗?！崩婺?、棗木都是厚重質密的木頭，為雕版刻書的上選材料。那一個個字刻上去，需花很大的力氣。說起粗濫無用之書，古人說得更為觸目，稱為“梨棗之災”。如此一來，寫書與讀書的人，大概都需心里有些敬畏。

以此為名，顯然《梨與棗》的內容與寫書、讀書有關系。此書是作家葛亮的全新隨筆集，也可以說是本書評合集。每篇文章都以一本書為主線，共推薦了36本書，分“朵頤記”“談藝錄”“格物志”“東西引”“少年游”“挽歌行”“太虛境”“林下賦”8個章節。關乎閱讀，也有關寫作所見。寫著書的人，寫讀書的人，也寫愛書的人。通過閱讀、尋訪，字里行間，皆讀到對生活的鄭重，且以“梨與棗”的互勉尊重之意，致敬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

中國人有詠物言志的傳統，又持有家國之念，對食物的關注往往成為重要的窺口。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在《中國人的道理，都在這吃里頭—〈北鳶〉小引》中，葛亮說：廟堂畢竟復雜，失意于此，往往退而求其次， 以“吃”入文，算是一種心理補償。寫得越精彩，失意愈甚。歷朝歷代，自有書單可作輔證，如李漁的《閑情偶寄》。而袁枚的《隨園食單》，則見曠達之相，自覺蕩開仕宦“正途”，將飲食作為人生態度的一端。

記錄書，也記錄某個人生階段，以生活為切口，如飲食，無論身居何處，葛亮的筆下盡是可愛的人們。他讀扶霞·鄧洛普的《魚翅與花椒》后，用《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的話“食物是在前面的，食物背后永遠有人”概括其感受—“舉箸思吾蜀”說的是鄉情的膠著，但更多是有關食物的莽莽可觀的人事。他喜歡扶霞的表達：澆上一勺魚香醬汁，就變成四川的了。

葛亮寫瓷器、寫戲曲、寫建筑、寫中外文學經典，他總能延伸出作品當時所處時代的其他故事。涂睿明的《撿來的瓷器史》令其回憶起年幼時，有一次關于瓷器不甚愉快的記憶。葛亮寫道：“一個‘撿’字，由字面已可見拾遺的意思。此書的結構，以‘瓷片’作眼，一章一枚，不貪其大，而聚焦于‘瓷器史的重要瞬間’。”

葛亮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對散文總有一種大約有如枝葉蔥蘢，之于根基；江河湯湯，之于潺流；千里之行，之于跬步的感情。談到周曉楓的《有如候鳥》，他表示，一則簡短的成長史詩，記錄了一個女性完整的人生軌跡。令人擊節處，是每一個生命階段，皆對應以一種候鳥與遷徙的動物，絲絲入扣地應和于一個人的苦難、快樂、孤獨、自省與新生。此書卻以寓言般的筆觸，道出顛覆性的宣言：肉身就是故鄉，靈魂能夠遠游。

書中寫到的書，作者類型不一。不僅有文學人，也有戲劇家、演員、建筑師、攝影師和瓷藝師。葛亮坦言，下筆寫他們，也變成一種對文字的反芻，不免也就更疼惜些。以自己的微，見他們的著。作為一個讀者，尊重寫書的人；作為一個寫者，也尊重讀書的人。文字燭照文字，時間印刻空間；一梨一棗，山水春秋，無限須彌。(甘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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