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全球的美國實驗室, 正進行一場隱蔽的生物掠奪

導讀：近期，網絡上爆出烏克蘭建有大量與美國合作經營的生物實驗室。事實上，類似的生物實驗室在其他地區不勝其數。為什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要把實驗室建到世界各地？本文認為：美國和西方各國一直以來秉持一種“生物帝國主義”，從全球，尤其是南方國家掠奪生物資源，進行病毒研究和疫苗制造，也并不關心南方國家的人權和安全。然而，這種生物帝國主義隱藏在“美國協助全球抗擊病毒”的正面敘事下，更難以令人發覺、也更應引起我們的警惕。

以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為例，美國號稱消耗7.5億美元，設計并推廣建造了專用于埃博拉治療的ETU，并在奧巴馬卸任時的工作報告中作為重要成果進行強調，還制定了美國防疫工作的“奧巴馬路線”，作為相關政府工作人員的“功績”。而事實是，美國在疫情爆發一個月后才緩慢反應，ETU建造耗時費力，大量設施在疫情曲線趨于平緩后才完成，沒能真正投入使用，又由于設計缺陷，幾乎不能轉作其他用途，造成了極大浪費。相反，各種證據表明，美軍實驗室還從非洲偷運了數千份血液樣本，用于病毒研究。

作者指出：美國是醫療衛生體系遵循新自由主義理念，高度逐利，沒有任何動力真正幫助西非地區，而在疫情中不經同意偷取血液樣本的行為，無疑是一種剝削和掠奪行為。不僅如此，在埃博拉之后，美國通過聯合國大會決議，還將美國在西非的防疫支援活動“軍事化”和“證券化”，進一步攫取了在非洲地區的控制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思考。文章原刊于Global Policy，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奧巴馬路線: 薩曼莎·鮑爾和美國

在埃博拉疫情期間對西非的防疫工作

文｜Jean-Philippe Stone

翻譯｜談行藏

來源｜Global Policy

▲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與奧巴馬。圖源：互聯網

2013年12月，歷史上最嚴重疫情——埃博拉爆發。埃博拉是一種嚴重的出血性病毒，可導致肌肉和關節疼痛、腹瀉、嘔吐和出血，在2014年夏天從幾內亞森林傳播到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的首都。世界衛生組織（WTO）當年8月宣布該流行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后，遲緩的國際醫療和人道主義救援才開始行動。作為援助先鋒，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一個月后向西非派遣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部隊。與預期相反，到2014年12月，病例數急劇下降，利比里亞的流行于2015年6月結束。整個爆發期間，共有28600人被感染，11325人死亡。

2016年1月13日，奧巴馬發表了他作為總統的最后一次國情咨文。這是一個理想的機會，可以提醒對其幻滅的公眾，奧巴馬政府在八年間取得了什么成就，至少可以聲稱取得了一些成就。他追憶了"平價醫療法案"，伊朗核協議如何使地球更加安全。講話還傳達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信息：他的政府恢復了美國在全球平等國家中應有的領導地位。在應對利比亞、敘利亞、伊朗和烏克蘭的危機時，美國不是單槍匹馬，而是協調了各國共同行動?！拔覀儗訂T世界與我們合作，確保其他國家發揮自己的作用”。

奧巴馬將2014到2016年間，全球對埃博拉疫情的反應，作為美國憑一己之力“動員”了全球抗擊病毒的典型案例?！拔覀兊能婈?、醫生和發展工作者表現非常英勇；他們建立起合作平臺，使其他國家得以加入我們，共同消滅了疫情。數十萬人，也許是幾百萬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這一講話將美國應對埃博拉病毒的做法具象化為"奧巴馬路線"這一概念。其追隨者喜歡嚴格遵守路線標準話語：美化或夸大美國在西非抗疫取得的成就，強調與數量龐大的聯合國國家聯合的“合作”（美國領導的另一種說法）在抗擊疫情中的作用，同時排斥、最小化、省略或回避與統一敘事相矛盾的、分散注意力的真相。

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對COVID大流行的災難性應對為埃博拉時的奧巴馬路線注入了新的活力。這位前總統的同事們站出來提醒大家，他們面對病毒的表現有多好——他們所謂的效率和智慧與特朗普致命的無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喬·拜登（Joe Biden）的總統競選團隊吹捧這位前副總統在埃博拉疫情期間的功勞，來證明他的資歷，“拜登知道如何采取有效的危機應對措施，并幫助科學家、公共衛生專家和第一響應者發聲”。他協助領導奧巴馬-拜登政府，在2009年H1N1流感和埃博拉疫情期間做出了有效應對。奧巴馬的“埃博拉沙皇”羅恩·克萊恩（Ron Klain）回憶說，美國政府如何調動所有資源對埃博拉病毒做出了迅速反應，而特朗普未能采取同樣措施來抗擊新冠病毒。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高級顧問勞拉·貝爾（Laura Baer）贊揚奧巴馬政府設立了一個完全致力于應對疫情和救援的辦公室。奧巴馬的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對特朗普對科學的否定表示不滿，哀嘆道：“奧巴馬總統已經為后續政府組織好了行動手冊，然而在特朗普政府遭遇危機時，他們把它扔掉了......我們早就知道召集全球響應是必須的”。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茲（Ben Rhodes）也曾為美國領導的這一“全球響應”歡呼，奧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的下屬則聲稱，目睹她在埃博拉疫情壓力之下勇敢的表現后，他們愿意跟隨她赴湯蹈火。事實證明，兜售“奧巴馬路線”確實非常有用，它可以作為一樣武器，來攻擊特朗普對新冠病毒嚴重管理不善、對抗MAGA式反全球化民族主義，還能幫助進一步實現職業抱負。

1 “奧巴馬路線”還是“奧巴馬謊言”?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是“奧巴馬路線”的另一位狂熱倡導者。她的暢銷回憶錄《理想主義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Idealist）用了整整一章篇幅詳細介紹了美國如何應對西非埃博拉疫情。該章的結束語也可以說是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對埃博拉危機總結的完美再現：奧巴馬總統發布了任務，其完成在支持非洲抗擊埃博拉疫情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奧巴馬的領導也給了絕望的人們希望，讓他們相信埃博拉病毒可以被擊敗。他穩穩拿住美國的籌碼，團結了其他世界領導人，也消弭了他們的反對。鮑爾稱贊道：奧巴馬和美國醫生、護士、衛生工作者、援助工作者、外交官和士兵，通過自己在防疫上的努力工作，以埃博拉為案例，說明為什么世界需要聯合國。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即使是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能夠獨自殺死這一病毒。閱讀鮑爾的章節，讀者會留下強烈印象：即美國憑借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無與倫比的后勤能力，和對“做正確的事”的不可動搖的奉獻精神，在領導全球抗擊埃博拉病毒方面發揮的作用哪怕稱不上關鍵，也至少是巨大的。

然而，學者們已經證明，美國對埃博拉病毒的應對并不像鮑爾在她的回憶錄中寫的那樣，取得了巨大成功。事實上，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專家的說法，在大多數國際支援到位之前，流行病曲線就開始下降，這使得支援在對抗疫情上的作用非常有限。全球衛生專家也一致認為，沒有人確切知道埃博拉病毒在2014年底逐漸消失的原因，但它與美國的參與關系不大。沒有證據支持奧巴馬的非凡主張，即美國衛生工作者和士兵幫助在西非挽救了“數十萬，也許是數百萬人的生命”。所以，鮑爾對“奧巴馬路線”表述就非常值得推敲了。我們需要將她的主張和聲明，特別是她對美國建造的埃博拉治療單位（ETU）、中國對埃博拉的反應、美國實驗室技術的評論，與實地實際發生的事結合起來看。

用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和歷史學家凱倫·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的話來說，奧巴馬政府動用美國軍方，宣布了“向埃博拉開戰”。這支已經在反恐戰爭中打了失敗仗的隊伍，突然被推到了抗擊疫情的戰爭前線。美國軍方從行動一開始就被各種問題困擾，其在西非的防疫措施沒有變成巨大災難本身確實是個奇跡，但鮑爾稱其為“對美國獨創性的禮贊”和“創造”，就太過夸張了。

鮑爾特別指出，美國軍方在西非建造的ETU證明了美國的仁慈和敏捷思維——這是奧巴馬總統“展示美國領導力和能力”的另一個“絕妙”工具。她評論了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負責人湯姆·弗里登（Tom Frieden）的聲明：軍方將迅速搭建ETU，這是專門設計的野戰醫務帳篷，患者可以在里面得到治療，鮑爾則稱，可以同時為1700名患者提供治療。此外，鮑爾還表示，一名利比里亞衛生工作者告訴她，數字如此之高，是因為美國和其他國家“正在利比里亞各地瘋狂建造ETU”，無國界醫生診所能夠照顧“所有前來就醫的人”。在聽說ETU對埃博拉戰爭做出的看似出色的貢獻后，鮑爾離開了西非，相信“我們”（美國主導和設計的全球響應措施）可以拯救世界并獲得勝利。

▲ 位于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埃博拉治療單位（ETU）。圖源：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鮑爾嚴重高估了造價高昂的ETU的功效。與弗里登的承諾相反， 美國軍方并沒有迅速建造ETU，而在令人恐懼的埃博拉疫情曲線平緩很久之后，成品ETU們才得見天日，它們也沒有治療數百名埃博拉患者。往好聽一點說，ETU在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和幾內亞展示的效果很不平衡。往差里說，美國造的ETU，特別是在利比里亞，對擊敗埃博拉病毒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像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在他為《紐約時報》做的調查中說明的那樣，截至2015年4月，在利比里亞建成的11個ETU里，只有28名埃博拉患者得到治療。其中有9個從未治療過任何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有10個是在2014年12月22日之后開放的，建成時疫情已經好轉，它們沒能發揮任何作用。瑞典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博士和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等公共衛生專家向許多國際機構呼吁，花在建造昂貴的ETU（每座約2000萬美元）上的寶貴資金應該投資于當地的醫療保健計劃或社區建設，卻終究徒勞。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美國軍方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制定的“最壞情況”標準設計了ETU藍圖，并沒有調整以適應當地不斷改善的情況。相反，無國界醫生組織建立的廉價治療中心，由木托盤和塑料布組成，其作用遠遠大于國防部建造的ETU。如果美國軍方參考榜樣，建造簡單的非營利性治療單位，可能會挽救更多的生命。

▲ 圖源：紐約時報

就連國防部也不同意鮑爾對ETU的美好印象。美國非洲司令部自己對聯合援助行動的評估中承認，ETU“結果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也是匆忙設計的。陸軍上尉安德魯·希爾（Andrew Hill）在被派遣至災難援助響應小組時，迅速繪制了ETU設計的草圖，因為軍方在行動開始之前沒有標準設計框架。利比里亞衛生部希望美國在每個縣建造一座ETU，但施工過程遇到了許多障礙。國防部顯然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以克服利比里亞長期薄弱的基礎設施帶來的不便，哪里橋梁坍塌，供水不足，缺乏礫石，井口稀少，地形不平坦，天氣惡劣。因此，為期五周的施工進度不得不延長到“某些地點耗時近兩個月”。他們不愿承認國防部未能預見到這些可預測的挑戰，而是指責利比里亞沒有按時完成任務。該報告甚至暗示，ETU建設而延期還影響了基層衛生工作者的培訓，因為他們必須轉移到其他設施才能完成培訓項目。類似的障礙也困擾著在塞拉利昂的英國人，因為半永久性ETU的長建造周期降低了當地的可用床位數量。研究估計，如果能提早一個月投入使用，本可以使超過12500例埃博拉病例得到救治。然而，昂貴而花哨的ETU再次戰勝了更加經濟、機動和可靠的野戰醫院方案。

將美國的ETU能重新用于對抗埃博拉以外的疾病如何呢？畢竟，德國武裝部隊、埃博拉工作隊、紅十字會以及利比里亞衛生和社會福利部的代表，曾將蒙羅維亞塞繆爾·多伊體育場附近的一個標準ETU改造成了一個“嚴重感染臨時治療單位”，用于治療瘧疾或其他埃博拉樣癥狀的患者。為什么美國不這樣做呢？道格·梅爾卡多（Doug Mercado）是難民保護方面的專家，也是疫情期間前災難援助響應小組的負責人，他對重新利用ETU的可行性表示懷疑：“如果我們能留下一些東西，那當然很好，但這不是關鍵目標?！盓TU的設計目標中不包括耐久，它們由易碎的塑料布制成，長時間暴露在惡劣天氣中會變質。更堅固的竹制結構ETU被移交給當地社區，但竹制是個例，而非一般標準。許多（盡管不是全部）倉庫和實驗室設施也必須拆除。正如美國駐利比里亞大使黛博拉·馬拉克（Deborah Malac）所說：“很難從災難應對轉向后續發展。錢是一個問題，人們不想放棄資源?！泵绹鳛槭澜鐮I利性和新自由主義醫療體系的最重要代表，幾乎沒有動力向衛生系統多年資金不足、人手不足，且日益私有化的西非大規模支援醫療設備和用品。

記者詹妮弗· 拉祖塔（Jennifer Lazuta ）親眼目睹了被遺棄的ETU的不確定命運。她采訪了國際發展計劃兒童組的一名成員，他透露，西非各國政府不知道如何處理廢棄的ETU。援助工作者希望ETU能夠為基礎衛生保健服務做貢獻，但無法保證這種大型建筑能夠維持下去。無論消毒多少次，受過驚嚇的當地人都擔心退役ETU里有埃博拉病毒遺留。更糟糕的是，氯消毒劑會對ETU造成腐蝕，讓人更加懷疑它們是否能長期維持。四個月后，利比里亞仍然沒有想清楚如何處理它們，尤其是在蒙羅維亞的一個有三百張床位的龐然大物。雖然一些以前的隔離病房帳篷仍然相對完好無損，但被刺穿的隔斷防水布在沒有定期維修的情況下很快就磨損了。塞繆爾·多伊體育場（Samuel Doe Stadium）附近的“豪華”中國ETU配備了空調私人房間和視頻監視器，使護士與受感染的患者保持安全距離，與迅速瓦解的美國ETU相比，看起來更加不易腐爛，也有更高科技含量。所以，美國的創新力和創造力似乎也不過如此。

2 中國對非的疫情援助被低估

說到中國，鮑爾忍不住暗示，該國努力幫助西非人抗擊埃博拉病毒，只是為了展示其迅速發展的超級大國實力：中國在不斷尋找炫耀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方法，宣布抗擊埃博拉病毒“是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共同責任”不過是方法之一。這評論令人嘆為觀止，是典型的烏鴉笑豬黑。這滑稽的評論只能讓人注意到，華盛頓的精英們對自己影響力的衰弱感到恐懼。我們公眾真的要相信美國政府為抗擊埃博拉病毒貢獻的7.5億美元財政捐助是無私的慷慨行為，絕對不是“炫耀其超級大國地位”的手段嗎？當白宮決定投入如此多的資金支援西非時，是不是也剛好滿足了自身利益？

鮑爾在章節中再次提到中國，描述了自己在飛機上與奧巴馬視頻會議的場景：我知道總統對國際體系中“搭便車”行為感到沮喪，我還詳細闡述了中國、英國、法國，甚至像古巴這樣的小國的貢獻?！皧W巴馬路線”在鮑爾附和美國例外論時再次出現：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但在幕后，它其實做了其他人都懶得做的艱苦工作，并且應該得到所有的榮譽。西方政府最初在2014年譴責中國在抗擊埃博拉病毒方面做得不夠。然而，當數百名中國醫務人員準備加入支援的消息傳出時，官員們改變了調子，把中國人描繪成一群精打細算的機會主義者，為了政治利益而拯救非洲人的生命。如果你這樣做，那你該死，如果你不這樣做，你還是該死。鮑爾對中國的微妙抨擊完全符合媒體不斷掩蓋或貶低美國主要敵人的成就的習慣，無論何時何地，用何種方式。

中國的埃博拉應對措施被低估，它值得進一步研究。2014年3月，中國醫療隊是幾內亞埃博拉疫情的首批響應者之一，“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遲緩形成鮮明對比”。由于中國在整個非洲大陸建立了抗瘧疾中心，在西非已經有了醫療隊，所以面對埃博拉時處于領先地位。到8月，北京已經空運了大量緊急防疫物資、藥品、食品和消毒設備。9月，數十名中國實驗室技術人員抵達塞拉利昂。11月，中國宣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將有一千名醫學專家到達”。

▲ 馳援塞拉利昂的中國醫療隊，2014年。圖源：chinadaily

值得強調的是，在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和非洲聯盟國家在內的所有向西非派遣軍隊的國家中，中國是唯一一個主要派遣了軍醫的國家。中國和美國的抗疫路徑最大的區別在于人類安全專家說的“賦能”。中國人明白，只有首先消除貧困，促進發展，才能抗擊埃博拉這樣的疾病。從長遠看，優先考慮“長期能力建設”的戰略，就像中國承諾在三年內向非洲國家派遣數百名醫務工作者那樣，可能比奧巴馬在2014年秋季的爆發性部隊和供應輸入更能為西非人帶來好處。與美國不同，中國適應了當地的情況，并根據情況進行應對。

美國海軍醫生甚至也承認，在埃博拉疫情期間，中國的全球衛生戰略遠強于美國。美國國防部的全球衛生戰略通常癡迷于量化其績效，而沒有實際衡量其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同時，中國受到毛時代“赤腳醫生”的啟發（普通農民接受了醫療和急救培訓，以幫助治療沒有衛生所的偏遠社區的常見疾?。?，更新了這一傳統，并將其應用于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西非。雖然部署美國軍隊耗資3.6億美元（不包括運行無用的ETU的費用），但中國投資了相對便宜的長期項目，例如在兩年間不斷派遣六到一百人不等醫療團隊。這種草根的嵌入模式是具有前瞻性思維的健康外交的一種表現，不僅有利于希望擴大影響力的中國，也有利于非洲當地的受助者。蒙羅維亞的一個標志簡潔地總結了利比里亞人更喜歡的衛生戰略：中國1分，美國0分。

面對有關無效ETU的詢問，一些受訪者指出：美國、英國、聯合國和世衛組織實施的，成功的公共衛生工作者或志愿者培訓課程是，在西非進行醫療支援的長期價值或更好指標。但這并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浪費的錢遠不及美國在ETU上的花費，卻可能培訓了同樣多甚至更多的志愿者。截至2015年2月，駐利比里亞的美軍僅培訓了1539名醫護人員。在幾內亞，2014年10月至12月期間，感染預防和控制課程培訓了約3250名幾內亞人、一線衛生工作者和監督員。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間，為西非ETU美國醫護人員做準備的CDC安全培訓課程培訓了570名參與者。國際移民組織和世衛組織、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及塞拉利昂衛生部合作，在2015年3月前于弗里敦培訓了4500名衛生工作者。相比之下，2014年11月抵達塞拉利昂的中國公共衛生培訓小組，在2015年8月時，已培訓了“1萬名當地居民，包括醫務人員、社區醫護人員、政府官員和志愿者”。這并不是所有課程的詳盡清單，也不是參加西非公共衛生培訓的確切人數，但它公平地說明了中國在疫情期間開展的人道主義行動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這種巨大的努力，怎么能被隨意地稱為為了炫耀呢？用奧巴馬的話來說，它們難道不能證明國際社會可以在沒有美國管理的情況下，在全球危機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嗎？

3 生物帝國主義如何掠奪病原體樣本

雖然其他國家抗擊埃博拉的努力在章節中有短暫的客串，但鮑爾對利比里亞當地“美國實驗室技術的作用”和幫助建立埃博拉測試實驗室的美國海軍技術人員表示高度贊揚。她提到：病毒檢測耗時從5天提升到5小時，大大提高了埃博拉病患的隔離速度，從而降低了傳染率。鮑爾的評論很有趣，有趣在兩點：

第一，根據一篇分析疫情期間利比里亞防疫措施的論文，美國實驗室對2014年傳播率的影響有限。實驗室確診病例的名字“沒有反饋給縣里負責追蹤接觸者和隔離小組”，這意味著家庭和社區不知道親人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實驗室則要親自追蹤疑似和確認的接觸者，進一步消耗了本已微薄的資源。即使在 2014 年 10 月物資和實驗室大量增長之后，直到 2015 年 2 月，接觸者追蹤程序仍未有實質性改善。

第二，鮑爾從未提到美國實驗室及其工作人員收集了數千份血液樣本，并未經患者同意秘密運出了西非。法國記者Emmanuel Freudenthal 和Chloé Hecketsweiler 發現，美國軍方在蒙羅維亞的利比里亞生物醫學研究所內清點并儲存了大約五千份血液樣本，這些樣本最終被往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一座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頂級生物防御研究基地。《世界報》透露，實驗室在整個疫情期間分析了269000份來自西非的血液樣本，這是美國、加拿大、歐洲、中國和俄羅斯科學家的生物金礦。一場激烈本的血液樣競爭由此爆發，為的是與診斷無關的項目和論文。一位法國藥劑師遺憾地指出，幾內亞在聯合國飛機和醫療隊面前根本是個漏勺，他們越過邊防偷偷帶走了一箱箱的樣本，而不受任何懲罰。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已正式承認在未經地方當局許可的情況下，偷運了從塞拉利昂采集的幾百份樣本。一名醫生聲稱：血液樣本在 “沒有利比里亞許可的情況下”被盜。

Freudenthal 和 Hecketsweiler 更深入地調查了發生在西非的生物安全陰謀，并發現，直到2019年，俄羅斯實驗室的軍事人員配置依然跟疫情期間一致。在大西洋另一邊，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病毒學家正在公開對埃博拉病毒進行“威脅表征”實驗（使病毒更具毒性或空氣傳播性，以測試新疫苗并預測恐怖分子未來可能釋放什么樣的生物武器）。一旦發生“實驗室泄漏”，這些對埃博拉或炭疽等致命病原體的無限研究可能會產生毀滅性的后果。

▲ 位于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出于安全問題，該研究所于2019年“停止了涉及埃博拉病毒等危險微生物的研究”。圖源：AGENCE FRANCE-PRESSE

一些學者懷疑，在疫情期間，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可能更容易獲得存儲在塞拉利昂十六個地區設置的實驗室中的血液樣本和其他敏感數據。雖然名義上每個實驗室由不同國家經營，但美國軍方幫助建立了這些實驗室，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處理了進入這些實驗室的所有東西，包括從埃博拉患者和獻血者中提取的血液樣本。當Freudenthal 這樣的記者開始詢問為什么西非國家不能保留本國人民的血液樣本時，西方官員假裝擔心塞拉利昂、幾內亞和利比里亞沒有足夠的實驗室來安全儲存樣本。西方生物安全部門、大學，很可能還有制藥公司保管了哪些樣本，這種侵犯西非主權和踐踏弱勢群體人權的行為，顯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關切。

“丟失”的埃博拉血液樣本丑聞是生物帝國主義的一個明顯例子：西方從全球南方國家提取生物材料，回收的微生物成為配制和生產疫苗的基礎，而南方國家中的大多數都沒有足夠的資金或技術進行微生物培育。這種行為的當代體現，就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盟在2021年大規模購買、囤積COVID疫苗的狂歡，而130個較貧窮國家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組織大規模疫苗分發。反對生物殖民主義是一項有風險的事情，盡管印度尼西亞在2007年拒絕將禽流感樣本交給澳大利亞公司，證明了保護生物原料免受制藥公司掠奪是有可能的。而且，世界衛生組織確實建立了一個框架，旨在推動疫苗生產商將利潤交給發現病毒株的國家。但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僅覆蓋流感病毒，并不能真正阻止富裕的北方掠奪南方?！睹盼葑h定書》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個附屬文件，其特殊之處在于：它力求強制執行“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產生的利益。然而，正如瑪麗恩 ·麥肯納（Maryn McKenna）所指出的那樣，美國拒絕批準《公約》，也就是拒絕批準《議定書》。由于作為前殖民帝國的大國們非常擔心賠償要求會包括過去的環境和生物犯罪，未來也不太可能出現更多類似名古屋的立法了。鮑爾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美國的實驗室技術確實在西非產生了影響：它促進了不經其所有者同意的血液樣本、數據的采集，而這讓滿足了偏執的生物安全專家和貪得無厭的企業們。

一個問題仍然存在：權力在埃博拉疫情鬧劇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的主要貢獻在于，將國際救援形成了聯合國關于埃博拉救濟的第2177號決議。從鮑爾對決議準備工作的描述來看，湯姆·弗里登和利比里亞衛生工作者杰克遜·尼亞瑪應得的榮譽似乎跟鮑爾本人一樣多。前者嚇住了所有聯合國大使，兜售了自己的建議，如果埃博拉病毒得不到控制，可怕的“滑坡”會出現，將有超過140萬人感染和數千人死亡。后者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關于埃博拉肆虐的生動描述，無疑說服了其他人承諾支持該決議。而鮑爾則幫助第2177號決議成為了現實。然而，該法案還同時宣布了對埃博拉疫情的人道主義響應的前所未有的軍事化和“證券化”。該病毒為美國非洲司令部提供掩護，幫助其擴大了在石油資源豐富的幾內亞灣的控制范圍，并使美國可以自由地介入和干預任何它想介入的南方地區。對于像鮑爾這樣的人來說，這是一項壯舉，而她在回憶錄的后記中竟還聲稱憎惡"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

總體而言，對比中國的響應措施，美國ETU無效，美國實驗室不道德地獲取西非血液樣本，并以“人類安全”的名義將人道主義援助武器化，美國對埃博拉的應對并不像它自我宣稱的“一拳致命”那么良好，反而更像是又一場帝國嘩眾取寵的表演。從現在開始，我們或許該改稱“奧巴馬路線”為“奧巴馬謊言”。

關鍵詞： 利比里亞 埃博拉病毒 塞拉利昂